《歷史商務中心轉折中的鄧小平》劇照
導演吳子牛ssd固態硬碟 圖/梁辰

馬少驊飾演鄧小平
李光復飾演胡耀邦
曾紅生飾演華國鋒
張嘉譯飾演習仲勛
  導演吳子牛穿過旋轉門走了過來,頭髮整齊地往後梳著,留一抹魯迅式的鬍鬚。在中影集團的影視基地附近,這樣的造型難免讓人聯想起翻譯官或是洋行的ssd固態硬碟富商。低頭坐下的一瞬,後頸的膏藥冒了出來。
  為了《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以下簡稱《鄧小平》)趕在8月8號如期播出,吳子牛microSD已經連續4個月坐在機器前剪片子,結果脖子先受不了了。
  “最近一次修改是什ssd固態硬碟麼內容?”
  “方方面面吧。”他微笑,表示一言難盡。
  跟那些不擇手段炒作的影視劇不同,《鄧小平》前期的造勢很謹慎,大部分觀眾直到8月7日下午的發佈會才知道有這麼一部劇,當晚央視報了一條15秒的介紹,第二天晚8點便播出了。
  在48集的篇幅里,從鄧小平第三次復出演繹至國慶35周年閱兵——他政治生命的頂峰。其間,華國鋒、胡耀邦等角色罕見地出現在熒屏上,甚至鄧小平遭軟禁、中央警衛局受命調動的情節也有不少篇幅。
  “總體的感受是,我們的社會在進步。”吳子牛說,看得出他對媒體關心什麼很敏感。
  第一晚播出後,《鄧小平》的收視率攀至2.88,之後幾天也穩居同時段第一。贊美和質疑蜂擁而至,“震撼”、“尺度之大前所未有”、“突破禁區”、“個別史實有問題”……
  “觀眾希望它承載的東西太多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訴求和希望看到的,但它其實就是一個電視劇,不是文獻或者歷史教科書。什麼?政治信號?可我們4年前就動工了啊。”《鄧小平》的製片人高成生告訴《南方人物周刊》,過去幾年裡,他作為《建國大業》和《建黨偉業》的執行製片人在圈內聲名日盛。
  劇組沒有料到,觀眾“看正史”的心態如此普遍。劇組人員承認,《鄧小平》曾剪輯出60集、52集、49集等版本,最終定為48集,的確做了很多壓縮。比如在周恩來臨終那場戲里,這位儒雅、深入人心的總理在病榻前問鄧小平,“你,不會變了吧?”鄧小平回答說,“絕對不會。”
  “很動人,但是周恩來的病容很嚴重,擔心有觀眾覺得‘醜化’。而且該情節僅僅是為了表現他對鄧小平的信任,又是在展現鄧小平輝煌的片子里,意味上不合適,所以最終忍痛割愛。”製片人高成生解釋說,“關鍵就在於這種拿捏。政治環境已經有了,只不過我們比較大膽,敢比別人早。”
  “最關鍵的,就是我們這部劇的分寸感。”
  一
  一個長鏡頭,畫面穿透烏雲和閃電,越過大雨中的長安街,在天安門城樓的毛澤東遺像上稍作停留……鏡頭飛躍北京衚衕的萬家燈火,最後定格在寬街的鄧小平家宅。
  大片式的開場,氣勢不凡。
  在導演生涯後期,吳子牛執導了許多大型歷史劇,《英雄鄭成功》、《天下糧倉》、《貞觀長歌》,很會編排大陣仗、大寫意,但在《鄧小平》中,他必須在歷史真實、政治寓意和藝術發揮之間做出平衡。
  “中央文獻室在史實的把握上非常可靠,政治性的內容,每一句話都有出處,但在藝術演繹方面,還是要爭取。”吳子牛說。
  1976年10月6日晚,大雨夜。政治局委員李先念在家中緊張地抽著煙,回想起幾日前與葉帥的談話(鏡頭閃回)。
  “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國鋒同志下決心了沒有?”
  李先念用低沉的嗓音回答說,“下了,國鋒同志說,我們決不能坐以待斃,請葉帥拿主意。”
  陷入思緒之中的李先念被秘書打斷,車已備好,該動身去西山開會了。如果沒有意外,華國鋒將在那裡宣佈“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快邁出門的一刻,李先念突然迴轉身,將手錶卸下交給妻子,“萬一我回不來了,就做個紀念。”
  事實上,在電視劇一開始的版本里,用閃回表現李先念與葉劍英商議時,還有李被人盯梢、半路遭遇離奇撞車的情節。在氛圍的營造上,更像是當下流行的諜戰片。
  在吳子牛看來,當時黨內鬥爭的形勢十分嚴峻,這樣的藝術演繹是恰當的。根據鄧小平女兒鄧榕的回憶,當時鄧家人怕家中裝有竊聽器,因此凡是重要的事情都要到廁所中去,打開洗澡盆的水龍頭,在嘩嘩流水中交談。該情節在劇中得到如實體現。
  在《鄧小平》整部劇中,類似的處理還有很多。抓捕四人幫沒有重現,僅作虛寫;“大逃港”得以保留, 但篇幅減少了一半;也有一些是尊重了鄧家後人的意見,比如在聽到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後,鄧小平說的是“我還可以再乾20年”,而非歷史學界認定的“卓琳,我們可以安度晚年了”。
  在網絡上,對《鄧小平》較多人質疑華國鋒的一句臺詞,“粉碎四人幫,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
  在一次發佈會上,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主任、編劇龍平平有過答疑解惑:有文件透露,毛主席曾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1975年5月,毛主席就指出:“他們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
  “劇本上沒問題,他們都是研究鄧小平的專家。”吳導朝椅背上靠了靠。
  二
  對於劇本,龍平平不缺少自信。他領導的第三編研部職能就是研究鄧小平,鄧小平的文選、著作大都由該部門編輯,以往反映鄧小平的影視作品,絕大多數也是他們參與創作的。
  2009年2月,龍平平接到創作電視劇版《鄧小平》的任務,領導明確將時間限定在1976年至1984年。4年創作,寫就了60萬字,集數幾經變化,最後定為60集。“電視劇《毛澤東》上半部講述了53年,才60集,《鄧小平》只講述8年,超過60集不合適。”製片人高成生告訴《南方人物周刊》。這是分寸感的另一種體現。
  高成生接到擔當製片人的邀請時,距離預定的開播日期(2014年8月8號)只剩下一年半時間。投資方華影文軒的張小紅帶著劇本和誠意,高成生卻知難而退,提出“另請高明。”
  劇本帶回家,高成生放不下,又翻了一遍,“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劇本好是好,但一年半的倒計時,從中南海到黃山,別說拍好,老老實實拍完都難。”
  另一邊,華影文軒也在如履薄冰地運作著。華影文軒是四川省屬的國企新華文軒為《鄧小平》一劇專門成立的全資子公司,新華文軒與中央文獻研究室合作多年,出版過多部黨史文獻類圖書,雙方合作打造《鄧小平》的消息傳出後,江蘇等省希望能夠合作,但被四川方面拒絕。
  四川方面為什麼願意獨資投入1.2億?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鄧小平》如果成功,幾乎可以肯定會獲得‘五個一工程獎’。作為曾經的影視劇創作大省,四川已經有十幾年沒有問鼎該獎項,鄧小平誕辰110周年是絕佳的機會,因此不遺餘力。”
  20天后,張小紅再次找到高成生,告訴他,《鄧小平》已經運作多年,最初在北京拉起了一支隊伍,不甚靠譜,最終散了,連華影文軒公司都面臨撤銷,但四川方面的領導還是決定堅持,“拋開現實考慮不說,我們是那個年代過來的人,還是有一份情懷。”
  “情懷”雖然朦朧,但也足以使人不再往深處探究。高成生挑起擔子之後,立刻面臨尋找“立戲之本”的難題——誰來扮演鄧小平?
  像所有毛澤東的扮演者一樣,鄧的扮演者也必須經過家屬同意。對於之前的鄧小平扮演者,尤其是特型演員,鄧家並不滿意,他們希望演出父親的精氣神,至於形似與否,反而成了次要的。
  劇組找到了馬少驊,他出演過竇嬰、魏徵等歷史劇里的“老臣”,也能將孫中山演繹到足以亂真的程度。但馬少驊一開始也不想演,“大家對鄧小平太熟悉,我已經60歲了,演砸了怎麼辦?”
  三
  1982年從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畢業,馬少驊演了三十幾年,有些名氣,但沒有大紅大紫,提名過飛天獎、金鷹獎,也都只是提名而已。在北京的家裡見到記者時,他一屁股坐在沙發里,“演傷了!今後幾個月都不接戲了。”
  客廳西面改造成了CD牆,被數以千計的影碟塞得滿滿噹噹。就像小眾藝術愛好者常有的做派,馬少驊曾經看不起電影電視,他的專業是話劇,連“演員”的名稱他也不滿,“我是一個‘體現者’,演員多噁心。”笑起來帶著幾分偉人範兒,不是“haha”,而是“hoho”。
  演鄧小平,形象是短板,馬少驊心裡清楚。開拍前一個月,他陷入慌神狀態,整日躲在家中,研究人物個性。找來一大堆影音資料,大都是開會,沒有他想聽到的生活情境,焦急。
  一次,馬少驊隨機播放一段1984年的中顧委談話,裡面傳來緩慢有力的川普,“今年我就做了兩件事,一個就是開放,一個就是一國兩制的方式解決了香港問題。”嗬,一下子開放了23個沿海城市,竟輕描淡寫。“一國兩制的方式只有中國才有的,為什麼?因為只有中國面臨一個香港問題、一個臺灣問題。”80歲的老人,內心忽然急切起來。
  “就是這段錄音!”馬少驊誇張地猛拍沙發,“讓我體驗到了鄧小平的個性和氣派。別看他個子小,男人氣很足,說話辦事一針見血,絕不拖泥帶水。另外蠻狠,所謂狠是什麼?就是下得了手,絕不在關鍵時候猶豫不決。”拍攝期5個月里,馬少驊每天聽這段錄音,生怕抓著的個性又溜走了。
  開拍前,馬少驊進了鄧家,見到了鄧林、鄧榕、鄧楠、鄧樸方。“鄧家的孩子是很有文化的,是很檢點自己的,不像社會上有些人傳的那些。鄧樸方很朴素,坐在輪椅上,戴個小圓帽,見到我把帽子一摘,兩眼盯著我。我說‘你好,你身體要註意’,鄧樸方就說你不錯、你不錯。”鄧家人認可,馬少驊心裡嘩的一聲輕鬆了。
  2013年9月開拍,每一場景,劇組得按歷史影像一比一複製,牆上掛的字畫要隨年份更換,摘下語錄換上書法。每天開拍前,得先給中央文獻研究室打電話,彙報各個領袖的座次安排,而領袖的職務隨年變換,年輕的劇務常常搞錯。劉少奇追悼會那場,葉劍英主持,鄧小平致悼詞,但當時最高領導人是華國鋒,站位搞錯了,鏡頭只能剪掉;中央軍委的會議,拍了一半才發現沒有軍職的李先念坐在那裡;有一場戲所有角色都到位,只差烏蘭夫,等了半小時才來,其實就一邊坐著一句臺詞也沒有。
  至於臺詞上的講究就更不用說了,僅舉一例:胡耀邦找鄧小平彙報撒切爾來華,進了鄧家院子,問到,“小平同志在嗎?”導演立刻喊停,不能說“小平同志”,要說“老爺子”,那時候凡是跟鄧小平關係近的人,都稱呼他為老爺子,在關鍵人物身上尤其不能馬虎。
  《鄧小平》全劇中,馬少驊有380多場戲,有280場是在開會,又有150多場是在鄧家的大客廳里。米糧庫鄧家的院子,攝像把犄角旮旯拍了個遍,只為後期剪空鏡頭時能減少重覆,開會的時候也試遍了推拉搖移各種角度。即使如此,鄧小平慷慨陳詞、釋疑解惑後眾人熱烈鼓掌的橋段還是不止一次地出現著。
  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冷溶多次探班,這位黨內著名的理論家曾經見過鄧小平,他告訴馬少驊,“小平這個人是藏而不露、綿中帶剛的。”
  這讓我怎麼演?!馬少驊欲哭無淚。
  四
  背了太多包袱,馬少驊漸漸發現,緊繃著是沒法演好鄧小平的,當他打開自己,甚至即興發揮的時候,人物的精氣神便出來了。
  復出後,鄧小平召集三十多名有威望的科學家座談,掃了多年廁所的王大珩教授聲淚俱下,痛斥四人幫殘害科技人員。演到這裡,馬少驊紅著眼睛走過去,握起他的手,“像發生在王教授身上的這種事情,我們中國決不允許出現第二次!”
  第一集里山雨欲來,鄧小平在家中剖白心跡,“去年的這個時候,剛剛開始批鄧,主席要我牽頭,搞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也就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我思考再三,婉言拒絕了……‘文革’搞了十年了,劉少奇、賀龍、陶鑄、彭德懷,都給整死了,好多人都給整得很慘……”馬少驊自作主張加上了最後一句,那一刻他想起被打為反動學術權威的父親,想到自己停辦婚事、賣掉自行車到上海參加高考的往事。為這一句話,他感到很得意。
  生於1955年的馬少驊經歷了整個鄧小平時代,當他把人生體驗帶入表演,角色得以血肉豐滿。可有時候他又不得不剋制自己的情感,周恩來臨終那場戲並不長,馬少驊眼淚止不住地流,一句“絕對不會”說得艱難。因為鄧家人說過,老爺子從不流淚。
  即使是無需表演帶入的導演吳子牛,也時常被濃烈的情緒帶回青年時代。
  1969年1月17號,我挑著兩擔書,走過三道河下鄉當知青,一個剛滿16歲的少年,前途未卜。1970年的時候中央下了個135號文,有個同學家人手抄了一份寄給我們。於是幾個公社的知青帶著花生、酒、腊肉,從山區、草原趕過來,到紅星二隊聚會。我們看到了曙光,因為文件說,表現得好的知青可以經過人民公社推薦招工、上大學、參軍。
  突然我們眼前就亮了,有出路了。我平生第一次喝酒就是那次,菜還沒上,五十多度的紅薯酒,一兩一杯,我一口氣幹了6杯。後來我都不知道怎麼回到生產隊的,二十多里的山路,底下就是懸崖,跌跌撞撞地摔著,滿身都是血。但是很快心就涼了,因為黑五類子弟還是沒有資格。
  當有年輕的觀眾批評《鄧小平》中的知青“跟打了雞血一樣矯揉造作”,吳子牛立刻反駁說,“當時就是那樣的精神面貌,沒經歷過怎麼可能理解。”
  人很難超越經驗的牢籠,要超越被強烈體驗形塑的認知同樣不易。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戲里,鄧小平有一段臺詞,“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只從本本出發,那就亡黨亡國。”中央文獻研究室的領導攛掇馬少驊,“拍桌子、拍桌子。”馬少驊照辦了,事後卻如鯁在喉,“怎麼能拍桌子呢,有失身份啊。”
  在馬少驊心中,鄧小平的偉人形象根深蒂固,鄧小平為中國排球加油,他很自然地形容是“護犢子”。對於“仍然端著偉人的架子”之類的批評,他無法接受,“那是端著嗎?要拿捏好分量,我不能總蹺著二郎腿吧?”
  五
  北京人藝的老戲骨李光復對主旋律有自己的一套見解。在《鄧小平》里他飾演胡耀邦一角。
  胡耀邦本人比李光復更瘦小,但臉盤看起來圓潤一些,嘴唇也有點往外翻。化妝師將下嘴唇畫得厚一點,前額的頭髮剪得更薄,但終究形在似上不是強項。
  “我見過胡耀邦本人。”李光復提了氣,眼睛閃著光。
  那天李光復騎著自行車,照常回到史家衚衕的宿舍,遠遠看到門口站倆人,一個是副院長歐陽山尊,另一個有點眼熟。走近了,那人穿件半新不舊的灰藍色幹部服,第一顆扣子沒系,一雙懶漢鞋,像鄰家的大叔,正在那樂呵呵地閑聊。
  “小李,這位是胡耀邦同志,以前可是紅小鬼吶!”
  “呵呵呵。”耀邦同志笑笑。
  李光復曾經跟母親學了些醫術,懂點打針、拿藥,在北京人藝宿舍搞了個醫務室,三人就聊起醫務室的事,誰也不提政治。那是1975年,四人幫尚未粉碎,胡耀邦的話只記得一句,“我現在賦閑。”
  那時北京人藝很受大大小小的領導人物關照,周恩來、習仲勛、胡耀邦、羅瑞卿、鄧大姐都經常露面。陳毅總抓一把糖葫蘆跟年輕演員們鬧騰,警衛員不讓小孩們上舞廳去,陳老總就吼,“拉(哪)個不讓上?”然後拍著小孩腦袋,“上上上。”
  “我們見到的領導人都不是新聞里那種,要說平視,見多了才做得到。”對於怎麼演好胡耀邦,李光覆沒費什麼勁兒,“耀邦的個性非常熱情、平易,感覺好像沒什麼棱角,但有強硬、不退讓的一面。”
  劇組在中央黨校里取景時,一位老太太帶著小孩走過來,慢悠悠的,“哎呦,我看您是耀邦同志吧?耀邦同志,我特別懷念他,我們去植樹,他不坐小車,跟我們擠一個大麵包車,一點架子都沒有。”跟老太太閑聊,李光復從她的描述里捕捉狀態,收穫很大。
  李光復想把胡耀邦的熱情演出來,但還得按一般觀眾的欣賞習慣,不能過火,黨的幹部要很穩重。對於整個劇組都在營造的分寸感,李光復也必須心領神會。
  整部戲里,李光復有五十多場戲,也是大部分在開會,演技很難施展。儘管如此,他仍想改變扮演領袖人物的老套路,多一些展示人性的情節。“現在的主旋律影視劇,最大的問題就在人性蒼白上。”
  李光復曾擔任電影《鐵人》的策劃,他年輕時是王進喜的崇拜者,“工地上原本什麼都沒有,條件很艱苦,為了活命,至少三分之一的人都跑了,等於放棄了最寶貴的公職。他妻子也受不了,說‘你要乾,你就把命丟這兒,但孩子是老王家的根,我得把孩子帶走’,帶著孩子就上了長途汽車站。王進喜追過去,他大老粗不會講大道理,就在漫天飛雪裡圍著大巴車吼秦腔。老婆聽了流眼淚,就跟他回去了。”
  講完時李光復已經紅了眼圈,“真事!多有畫面感,可是《鐵人》沒用這段情節,還是習慣了展現偉大光榮、戰天鬥地。”
  在《鄧小平》第一集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原本的臺詞是“卓琳,我們可以安度晚年了。”吳子牛和馬少驊都更喜歡,因為“包含一種人性在裡面。”
  李光復覺得,展現偉大人物脆弱的一面,甚至瑕疵的一面並無不可,經典傳記電影《巴頓將軍》里,主角就是個乖張暴戾、滿嘴髒話的家伙,但無損他的魅力。
  說到這裡,李光復記起一個段子:老領導歐陽山尊在延安時經常陪毛澤東打乒乓球。有天毛的醫生說,把球打遠點,主席最近胖了,讓他多運動。一開球,“乓”一聲,主席跑去撿球,這麼反覆三次,主席惱了,發球時一發狠打老遠,“我也讓你撿撿球!”其實挺可愛的。後來歐陽山尊總是跟人講主席的段子,“文革”時候挨批鬥得了個罪名,叫“遛毛主席”。
  六
  開拍112天后,《鄧小平》完成所有拍攝,轉入後期製作。
  網上流傳說,《鄧小平》用於審查的光盤達到一萬多張。製片人高成生告訴《南方人物周刊》,“沒那麼誇張,征求意見的範圍的確很廣,但我們用的是1:1刻制,一集一張,一套就52張。”
  負責審查的部門對《鄧小平》一劇完全沒有上級的姿態,往往是說“我看過很感動,但是這裡需要修改,免得讓人挑毛病”。革命歷史題材影視劇近些年幾近泛濫,大部分粗製濫造,以“手撕鬼子”為甚,“審查部門看多了也反感,現在領導都年輕化了,思維很活躍,私下裡也覺得乏味、難受,他們的特點是政治很強,但是也希望看到好作品。”
  由於有中央辦公廳的重大立項,前期又經過了劇本審查,廣電總局、中宣部對《鄧小平》很寬鬆,像編劇龍平平對媒體所說,做到了“一路綠燈”。最後需要等待的是中央辦公廳。
  那段日子里,中宣部、廣電總局,還有中央電視臺,頻繁給劇組打電話,怎麼樣了?能不能播?廣電總局已經備好了許可證編號,就等一句話;文化宣傳系統在等待,《鄧小平》是重大獻禮片,就像曾經的《建國大業》一樣,60大慶的時候人們也曾為沒有能夠媲美《開國大典》的作品而發愁;中央電視臺要求劇組寫保證書,某月某日保證播出。央視的焦慮來自衛視頻道的凶猛競爭,今年黃金時段電視劇里,央視只有《湄公河大案》拿得出手,也只勉強打平,一度寄予希望的《推拿》(根據畢飛宇小說改編,濮存昕主演)收視率也不理想,很需要國家級正能量的註入。
  劇組裡很多人也感到頂不住,“要不改成8月20日播出?”但高成生堅持8月8號,他心裡自有分寸。
  馬少驊先後8次補配音,抹掉電視劇同期聲,重新找到現場情緒並不容易。有時只是去掉了少數情節,但敘事上就要修改一連串。“修改時優先保證政治上不出問題,然後保證畫面、保結構,臺詞改、字幕改、旁白改,只要不傷筋動骨。導演說這個那個演員回不來,我說保證播出是第一,不然配音再完美沒用。”高成生說,“主要是時間上太趕了,我接手的時候只剩一年半倒計時。”
  2014年7月,《鄧小平》通過了審查,相關部門對該劇的評價是“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創作的重大收穫”。重大收穫,而非以往使用過的“里程碑、重大突破”,高成生對詞語之間的差異理解得很精準,“你這部劇突破了,有特殊性,十年八年別人很難有超越的。”
  得知8月8號正常播出,馬少驊很激動,“我就覺得習主席領導的黨中央有自信。這個戲會引起國外的轟動,它肯定覺得中共更坦然,隨著政治更開明,過一兩年還應該再寬。”
  編劇龍平平則賦予了這部劇更高遠的意義:面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新要求,當前社會對改革開放卻出現了不同聲音,對鄧小平在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地位也出現了不同聲音。正因如此,我們想通過這部劇,告訴大家我們今天的新生活是從哪裡來的、怎樣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又是從哪裡來的、怎樣來的,通過重溫黨和人民共同走過的光輝歷程凝聚社會共識,堅定改革開放的旗幟不動搖。
  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冷溶也在片場對馬少驊說過,“演好這部戲,是立了一功。”
  七
  《鄧小平》獲得成功後,最該松一口氣的是投資方華影文軒和四川省方面。
  業內人士透露,相關部門給予了《鄧小平》播出平臺上的優惠,不限制播出它的頻道數目,採取“1+3”模式,在中央台播出到一定集數後,四川衛視跟播,然後東方衛視、深圳衛視跟進,因為四川省是資方,上海和深圳都是改革標本城市。第二輪由江蘇和北京包斷,並可以轉售其他電視臺。
  前所未有的優惠政策背後,相關部門的用意是要改變“重大革命歷史題材不賺錢”的局面,激勵更多後來者。
  2006年之後,電視劇題材規劃立項制度被備案公示制度取代,但重大革命和歷史題材電視劇的管理方式沒有明顯變化。這樣的制度格局造成商業資本追逐熱點題材,家庭倫理、古裝穿越、抗戰奇俠劇一時泛濫。對於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商業資本因政治敏感沒有能力,國有影視劇單位則面臨激勵不足的局面,投拍要承擔風險,與收益嚴重不匹配。
  在國家層面,《鄧小平》這類個人傳記題材並不會得到政府的補貼,因為革命領袖眾多,拍與不拍、投入多少都很難平衡,與抗震救災等更有公益性質的題材不同。目前重大革命歷史題材最為有效的激勵只剩下各種國家級的評獎機制,飛天獎、“五個一工程”獎。
  李光復對王進喜的題材念念不忘,想在合適的時機打造一部充滿人性光輝的電影,但市場前景讓他猶豫不決。他清楚,已經播出的《鐵人》勉強沒有賠錢,是因為走了全國總工會的渠道。他痛斥那些庸俗的偶像劇和誇張的抗日奇俠劇,“但這隻是影視劇創作者的責任嗎?”他反問。
  “我們曾經創作出《林家鋪子》和《茶館》那樣不朽的作品,面對巨變的時代,文藝界卻沒有拿得出手的東西,這本是個誕生托爾斯泰的年代啊。”
  高成生在談到創作環境的時候還是用《鄧小平》舉例,在會見撒切爾的場景里,導演讓鄧小平站在人民大會堂高高的臺階之上,背後是《江山如此多嬌》的大型油畫,鄧小平走下臺階,遠景、近景、特寫,加上激昂的音樂,“非常寫意、提氣”。在電影《巴頓將軍》里,巴頓慷慨振奮地站在巨幅國旗裝飾的講臺上,與《鄧小平》很像,“外國人搞起主旋律來比我們還要極致。”高成生說。鄧小平走下臺階的寫意最終沒有保留,“與外交禮儀不符”,撒切爾在人民大會堂臺階上舉世皆知的一摔,也不符合當前的國際環境。
  高成生的女兒是個“90後”,學的是影視表演,父女倆成天在家辯論,女兒一惱就說,“你是黨的人,你是黨的劇,你們不懂我們年輕人的藝術追求。”在女兒身上,高成生髮現了屬於年輕一代的價值觀,“我們也得理解、瞭解他們。”好在,女兒對《鄧小平》表現出了興趣。
  當下流行的郭敬明和韓寒,高成生很關註,只是沒有完整看過。“當年馮小剛的《1942》一齣來,都覺得它獨孤求敗,結果徐崢、趙薇突然就破了10億,大家一下子懵了,衝擊得稀里嘩啦的。”
  在高成生看來,中國的影視劇業還在快速擴張,是時勢造英雄的年代,身邊很多人都有賭一把的心態,“但是你過十年八年再看《鄧小平》,有可能比他們更長久、更留得住,它是一個時代的烙印,有它的現實主義關懷。”
  在8月7日的發佈會結束時,鄧小平的小女兒毛毛(鄧榕)站了起來,對馬少驊說,“我們擁抱一下!”後來有人提醒他,毛毛哭了。
(原標題:電視劇《鄧小平》和它的分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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